面对当前复杂的外部形势和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旅游企业如何主动对接数字经济进而增强韧性能力以适应外界变化，不仅关系自身生存发展，也牵涉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利用2008—2021年我国35家上市旅游企业样本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旅游企业韧性水平，该结果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制度环境和股权集中度作为旅游企业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对于数字✅经济提升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区域和股权集中度较低的旅游企业，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促进效果越强；3）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上升阶段和较低市场优势地位的旅游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数字化成果提升其韧性水平。因此，旅游企业应综合考虑自身发展情况和外部环境条件，积极构建敏捷、灵活的㊣数字智能组织以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公共卫生事件等一系列不确定事件频发，加剧了旅游市场异常波动，旅游企业的稳定性成长受到重创。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消费预期偏弱，导致整体旅游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相对受限，旅游企业成长压力倍增。面对生存环境变化、盈利空间缩减等不确定风险和长期压力，旅游企业亟须提升其化解风险和承载压力的韧性能力，确保其成长性和稳定性。与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发展新动能，为旅游企业稳定成长提供了可能，更为旅游企业韧性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处于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阶段，我国旅游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成果，激发创新动能，进一步提升旅游治理能力和水平。而在现实发展中，一部分旅游企业依托智慧文旅、数字会员平台等技术手段，不断从海量交互数据中调整业务板块和运营模式，实现逆势增长。可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提升旅游企业在风险情境下的韧性能力，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对实现旅游企业稳定成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相关研究来看，企业韧性是一个情境化的概念[1]，其内涵界定会随着研究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从企业的静态特质来看，韧性被视为企业组织内部固有的属性[2]，能够提高企业对外部风险的感知度，并在面临危机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3]。从动态㊣视角来看，Beninger 和Fran㊣cis 认为韧性是企业与周围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4]。但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韧性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生存能力[5]，强调企业在危机情境中的多维组织能㊣力。而企业无论是为了应对风险而进行战略调整，还是主动与动态环境融合，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持企业的稳定性和成长性[6]。稳定性意味着企业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维持企业核心业务的正常运营；成长性则代表着企业不断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调整战略规划，从而实现长期的绩效✅增长。因此，本文从能力视角出发将企业韧性定义为企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为了抵抗压力和㊣适应调整所需要具备的成长能力和稳定能力[3]。而由于旅游产品不易保存、生产与消费不可分割等特性，导致旅游企业对于外部危机高度敏感，企业韧性研究也逐渐成为旅游学科的重要议题。目前，关于旅游企业韧性的研究大多从动态视角出发，探讨了在新冠疫情时期旅游企业如何通过动态资源整合来应对颠覆性的✅环境变化，从而系统构建旅游企业韧性[7-8]。然而，针对数字经济影响旅游经济韧性的文献相对较少，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是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旅业的影响。例如，已有研究聚焦数字经济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9]、旅游集聚[10]、旅游业价值网络创新[11]、旅游经济韧性[12]等的影响，侧重从旅游经济的宏观视角展开研究。
已有的相关文献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一是，现有研究大多从旅游经济的视角进行韧性研究，鲜有从旅游企业的微观视角切入，这使得针对旅游韧性的研究缺乏微观基础。二是，以往研究忽略了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强度可能会进一步取决于旅游企业内外发展环境中的多重因素，致使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边界尚未明确。三是，以往关于旅游企业韧性的研究缺乏对企业自身特征的异质性研究，而旅游企业自身特征决定了其在数字化技术的需求程度、应用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相关研究的缺失会造成对数字经济作用路径和效果的认知偏差。因此，本文基于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现实，从微观视角构建数字经济作用于旅游企业韧性的理论框架。而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是由大环境向微观个体渗透的结果，无论是旅游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还是内部股权结构的差异，都会影响数字经济效能发挥的渠道和㊣效率[13-14]。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人为设计的、塑造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框架[15]，将决定数字经济作用于旅游企业韧性发展的外部边界；而股权集中度意味着旅游企业战略决策的话语权归属，进而对企业发展的稳定性产生异质性影响，故本研究同时分析了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对数字经济效能发挥的影响，为旅游企业韧性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奠定理论内涵。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上市旅游企业㊣为研究样本，以2008—2021 年为研究区间，探讨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并从企业内外治✅理机制的视角，分别选取股权集中度和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关系的影响，并根据旅游企业自身特征对数字经济提㊣升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进行异质性检验，以期为我国旅游企业缓解生存困境，实现长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经济能够发挥其数据处理优势将旅游需求和产品服务高度匹配，进一步提升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旅游企业塑造防范、化解风险的韧性能力提㊣供了新视角。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作用于旅游企业韧性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极易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所以下文将两者纳入统一理论㊣框架进行讨论（图1）。具体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
数字经济有助于维持旅游企业稳定。首先，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能够帮助旅游企业在内部管理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获取大量✅可视化信息，进而优化经营管理决策，提升管理效能。基于统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旅游企业内部得以建立标准化工作流程，保证了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和统一性[16]，从而通过对企业内各部门运营情况的全面数字监控，降低风险决策信息时滞和误差，有效提升了企业内部风险管控能力。其次，数字网络为旅游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协同提供了先决条件，各旅游企业通过信息和资源共享与外部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提升了旅游企业间的协同能力，加强了旅游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和互补型旅游企业的合作。而协同型的旅游商业生态打通了旅游企业同外部的知识交流渠道，能够帮助旅游企✅业更好地引入外部资源，这样㊣不仅降低了知识成本，在陷入困境时还有利于打破固定思维，灵活多变地应对外部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最后，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信息搜集、整合方面✅的优势，资本在企业部门间的摩擦成本大幅下降，避免了由于旅游投资浪费和㊣结构畸形发展而产生的异常波动，有效提升了旅游企业的稳定性。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旅游企业成长能力。数字网络降低了旅游企业㊣的各项协调成本，提升交易效率，进而推动旅游企业专业化分工[17]，形成精细化、柔性化生产，强化了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不确定的生产经营环境中实现长远发展。旅游㊣活动本质上是高度依赖信息流动的多环节异地体验活动，旅游产品具有不可转移、不可储存的特性，在现实㊣情景下，由于空间距离和信息传输手段的限制造成了旅游产品的双向未知，导致交易难以达成，名义上的旅游大市场被分割成多个局部市场，因此，专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18]。而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的广泛使用，使得潜在的旅游消费者能够更加便捷且全面地获取旅游产品的特色、价格、评价等信㊣息，同时，旅游企㊣业㊣通过收集、分析旅游消费者的网络踪迹，建立准确的客户画像，双向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从而提升了旅游产品和需求市场匹配的精度，故大规模、批量化的旅游产品生产会被定制化、创新化的柔性生产所替代，从而促进旅游企业专业分工。在旅游㊣产品选择众多的今天，流水线式的旅游体验已经无法维持客户粘性，而专业化分工使得旅游企业更加专注细分的市场领域，不断对旅游产✅品进行打磨和优化，形成独特的竞争能力，做到细分领域的“专、精、特”，从而在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中保持核心能力，抵御外部冲抵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持旅游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数字经济提升效能、促进分工的优势，对旅游企业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动态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数字经㊣济自身天然的垄断性和市场的逐利性，数字沟壑、数据滥用、算法歧视等问题频繁出现[19]，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构建✅完善、灵活的数字经济监管模式，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数字创新部门协调发展[13]，有利于数字经济在进一步向旅游企业渗透时更具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思维认知局限与较高的技术转换成本限制了传统旅游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导致旅游企业难以走出低端生产的怪圈，而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制度环境优化，能够建立规范健全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行业规范[20]，帮助旅游企业构建稳固的数字化转型系统架构，从而降低转型成本和技术风险，推动了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并且，政府在扶持数字文旅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引导旅游企业稳定发展，当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致使大面积旅游活动无法进行时，各地政府通过税费减免、保证金扶持、相关活动承接等策略[21]，为旅游企业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外部边界，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从而强化将数字经济潜力转化为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效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旅游企业韧性建设提供外部支持，而科学的企业治理则有助于在旅游企业内部形成高效的生产、组织流程，从而加快旅游企业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激发旅游企业创新动能，从而提升旅游企业韧性。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作为企业治理机制的基础[22]，能够明确股东之间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对旅游企业战略决策的准确性、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股权集中度是企✅业股权分㊣布状态的主要指标，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为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绝大多数控股股东会选择由本人或派出直接代表经营公司，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都会在一种极其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下进行[23]。在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往往很难考虑到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甚至会以其他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4]，利用手中的职权对企业资源进行侵占，弱化了企业资本积累、风险规避等能力，不利于企业韧性提升。同时，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需要企业前期投入较多的资金和时间来进行软件、硬件的数字化升级，并且其产出的不确定性会带来较高的沉没成本，对旅游企业而言具有较高风险。相较之下，控股股东通过财务控制、资源侵占等行为来获得可观的个人收益所付出的成本远远低于创新成本[22]，因此，控股股东倾向于规避具有高风险性和高不确定性的创新行为[25]，从而阻碍了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企业韧性提升的路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基于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的关系，为避免因个体特征和时间变化带来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选择双重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Resit为旅游企业韧性；Decit为数字经济；Xit为企业无形资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一系列控制变量；βi、γt分别为个体、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0为常✅数项。
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考察制度环境和股权集中度对数字经济和旅游企业韧性关系的调节作用，设定如下模型：
式（2）中，Ad㊣jit为调节变量，分别为制度环境、股权集中度；Decit×Adjit为数字经济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由于企业韧性内涵丰富，学者研究的切入点和着眼点各✅不相同，所以对于其测度方式尚未达成共识，现有文献对企业韧性的衡量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调查问卷或量表开发，结合半结构化访谈深入剖析企业韧性内涵，从适应能力、预期能力和情景㊣意识能力等维度[26]，或基于监控、响应、学习和预测的过程[27]对企业韧性进行直接测量。第二类是通过企业公开的财务指标对企业韧性进行间接衡量，如通过观测现金资产[28]、股价等指标在外部冲击前后的差异变化来衡量企业韧性。前者侧重韧性的多✅维内涵，旨在㊣尽可能全面测度韧性的综合属性；后者则从结果出发，将财务指标✅视为韧性能力体现的介质，从而将难以观测且复杂多变的动态能力转化为客观观测数据，进而对企业韧性进行衡量。本文认为，企业韧性最为关键的是能够在危机情境中维持稳定并不断适应变化，实现增长的弹性能力，故基于第二种测度思路，参考Ortiz-De-Mandojana和Bansal[29]、任广乾等[30]对企业韧性的衡量方式，将旅游企业韧性分解为较小幅度的股票变动和良好的成长能力，也就是将旅游企业韧性界定为两个维度：稳定性和成长性。其中，稳定性（Sta）以企业每年股票月收益的标准差衡量，月收益标准差越小，代表企业越强的稳定性；成长性（Gro）参考张德锋和王伟[31]以托宾Q 指㊣数衡量，该指数为企业市场价值与重置资本的相对比率，数值越大代表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越强。将稳定性和成长性通过熵值法合成得到旅游企业韧性。
参考黄群慧等[32]、赵涛等[33]的观点，并基于数字经济的基本内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数字相关产出和数字产业从业人员4个方面的指标，具体对应的内容为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固定宽带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通过熵值法将以上指标标准化后处理得到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制度环境是影响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的关键外部因素，自由的营商环境、严格的法律法规、完善的监督体系等多重因素都会引导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旅游企业形成良好规范和共识，从而强化数字经济促进旅游企业韧性的过程。参考现有文献，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34]，借鉴樊纲等[35]、郑威和江唐洋✅[36]的测量思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市场服务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5 个方面进行测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非国有经济水平㊣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同地区从业总人数的比值衡量；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以企业数衡量；市场服务规模以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衡量；知识产权保护以每万名科研技术服务人员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衡量，最终通过熵值法合成区域制度环境水平。
股权集中度是衡量企业股权分布状态和内部治理状态的主要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股权越集中，企业大股东对于企业经营和决策的话语权越大，在绝对控制权的背后也会弱化公司资本积累、风险规避等能力。本文以企业前10 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衡量股权集中度[37]，该数值越大说明企业股权分布越集中。
为了更加全面合理地探究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效果，还需对可能影响旅游企业韧性的其他变量加以控制。本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地级㊣市层面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无形资产（ Ina），指如专利发明、企业形象等不具有实物形态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帮助旅游企业保护具有独创性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增强企业外在风险的抵抗能力，以无形资产净值的自然对数衡量。2）未沉淀冗余（ Unp），指企业可以被利用和转化来实现企业目标的潜在资源，当企业面临发展困境亟须寻求资源来维持稳定并实现增长时，可以消耗冗余的资源来维持发展[38]，保持企业面临外部冲击时的稳定性，以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值来衡量[39]。3）企业规模（ Ens），规模更大的旅游企业往往会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和人员储备，具备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以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40]。4）企业年龄（ Age），随着企业成立时间的增加，技术积累更加丰富，管理模式也更成熟，可以增强旅游企业面临外在风险的防范能力和恢复能力，以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衡量[41]。5）经济发展水平（ Eco），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于企业发展的引导和帮扶政策会更加完善，会相对提升旅游企业的抗压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42]。6）金融发展水平（ Fin），金融体系能够畅通政府银行企业的沟通渠道，在旅游企业面临资金紧张时提供更多的支持，助力旅游企㊣业平稳经营，提升旅游企业的风险防范和抗压能力品牌设计，以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12]。7）人口密度（ Peo），旅游虽然属于异地活动，但是旅游企业也服务于本地居民游客，当流动性受阻时旅游企业可以转向引导和满足本地休闲旅游需求，从而提升企业韧性空间，本文以地区总人口数和土地㊣面积之比来衡量[43]。
研究构建的非平衡面板包含了2008—2021 年地级市和企业层面的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 国泰安数据库、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替换被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数据来自各上市企业年度报告。地级市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和社会统计公报，以及EPS数据库和CNRDS中国研究数据平台，个别缺失数据利用线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各变量来看，旅游企业韧性最大值为0.9983，最小值为0.0091，均值为0.0471，说明我国上市旅游㊣企业韧性水平差距较✅大且整体普遍偏低，这也和旅游产业极易受到外界冲击影响的特性相关，所以亟须提升旅游企业抵抗危机的能力。数字经济最小值为0.0192，最大值为0.7079，均值为0.1674，说明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股权集中度均值为0.5733，说明我国上市旅游企业股权普遍集中度较高，前10大股东在股权结构中具有相对优势，对企业发展具有一定控制权和话语权。其余变量与已有文献结果大致相同，不存在明显差异。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本文对式（㊣1）进行估计。通过Hausman 检验后，选择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第（1）列所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1237，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旅游企业韧性，H1得证。同时，表3第（2）～（3）列将稳定性和成长性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式（1）进行回归，数字经济对稳定性的影响系数为-0.1120，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抑制旅游企业财务波动，增强旅游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稳定性；数字经济对成长性的影响系数为6.5671，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帮助旅✅游企业持续发展和更新，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并形成良性互动。究其原因，首先是旅游企业借助数字技术的应用，形成了能够和市场需求交互的商业模式[46]，旅游企业通过掌握大量的游客消费数据，使得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能够充分迎合消费者偏好和异质性需求[47]。并且一手的旅游市场数据能够帮助旅游企业较早洞察和感知外部环境的波动，从而提前防范和规避以减小风险和负面事件带来的损失。其次，旅游数智化平台的广泛使用打通了旅游企业内部业务流程，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决策的精准性[48]，从而在面对危机时内部各部门能够合力向外探索新的发展渠道，在维持企业稳定状态的同时适应环境转变，激发旅游企业的成长潜力。
从控制㊣变量来看，微观层面旅游企业年龄显著提升了旅游企业韧性，说明企业成立年限越长，其积累的物质资源、社会关系和公众信誉能帮助企业增强竞争力[49]，实现旅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无㊣形资产、未沉淀冗余、企业规模均㊣抑制了旅游企业韧性提升。其原因可能在于，虽然无形资产能✅够带来高附加值，但是无✅形资产研发的投入具有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50]，同时，我国旅游产品开发还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问题，导致真正投入资源开发旅游路线、衍生产品设计的企业无法获得相应收益，由此造成的企业风险抑制了韧性的提升；拥有大量的未沉淀冗余资产可能会导致管理者自满或非理性乐观的情绪，从而降低资源调动和利用效率[39]，不利于旅游企业在外部冲击时灵活响应；旅游市场需求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呈现多样性、易变性的特征，“小而美”的企业可能更容易实现业务方向㊣的快速转变[51]，从而更好地迎合旅游消费偏好，而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路径锁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敏锐性和灵活度不足，缺乏应对风险㊣的韧性能力。从区域层面，人口密度提升有助于增强旅游企业韧性，说明较好的本地旅游市场基础能够有效支撑旅游企业发展。然而，金融✅发展水平与旅游企业韧性呈负向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旅游融资具有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52]，导致了金融信贷机构对旅游企业的放贷动力不足，因此，需要健全旅游市场信贷机制，增强金融对旅游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并未显著影响旅游企业韧性，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旅游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旅游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波动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53]，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企业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为验证数字经济促进旅游企业韧性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发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促进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实现，所以企业数字化程度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效果，所以，本文将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数字化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吴非等[54]对企业数字化的衡量方式，利用Python 对旅游上市企业公司年报文本进行提取，再结合文本分析法计算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从表3第（4）列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替换了核心解释变量后系数符号没有发生改变，显著性变化不大，说明回归结果稳健。
前文的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本部分将从企业自身特征出发，包括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和企业市场优势地位的差异，对数字经济提升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进行异质性检验，探讨什么样的旅游企业运用数字化技术能够更为显著地提升韧性水平。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旅游企业在资源禀赋、战略目标、管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程度。故参考Dickinson[57]、曹裕等[58]对于企业周期划分方式，通过企业现金流量组合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3个生命周期阶段，回归结果见表4第（1）～（3）列。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旅游企业韧性未呈现一致的促进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成长期旅游企业韧性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但对衰退期的旅游企业而言，数字经济并未显著提升旅游企业韧性。可能的原因在于，处于衰退期的旅游㊣企业外部竞争激㊣烈，面临市场替代产品威胁和市场份额下降等问题[59]，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企业的首要目标变成了“求生存”，加之长期以来的企业结构和文化形成了组织惯性[60]，虽然亟须提升自身竞争力和韧性水平，但难以在突破性的数字变革中投入较多的资金和人力，导致韧性水平难以提升；而成长期的旅游企业，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具有较强的创新驱动✅力和组织灵活性，更容易接收和融合数字经济的新技术和新理念，从而提升旅游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并且，成长期的旅游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意愿要强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61]，会进一步加强“数据”要素与生㊣产的融合，提升企业数智化水平，进而增强企业对风险的预警和抵抗能力。
企业具有市场优势地位意味着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得以维持长期的资源和能力优势，获得更佳的经济效益。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所有企业都需从零开始搭建自身的数字体系，那么过往所积累的市场优势地位是否对韧性提升有所帮助？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根据企业市场地位分组，以销售收入占所有旅游企业销售总收入的比重衡量企业市场份额，并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市场优势地位较低组和市场优势地位较高组，比较不同市场优势地位对数字经济影响旅游企业韧性的差异。结果如表4第（4）～（5）列所示，数字经济的影响系数仅在市场优势地位较低组显著为正。究其原因，具有较高市场优势地位的旅游企业能够依靠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长期可观的经济绩效，可以不通过进取型的经营策略获取利益，因此，对技术进步的要求较低，从而延缓了企业技术变革的进程[62]。而面对外㊣部长期的风险压力，市场优势地位较低的旅游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数字化的手段重塑资源管理、技术创新的能力，以弥补自身在市场优势地位的劣势，同时也提升了应对潜在风险冲击的韧性能力。
数字经济的全面拓展推进了旅游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从而提升旅游企业资源效率并优化内部生产流程，为面临诸多不确定风险的旅游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然而当数字经济促进旅游企业韧性时，也会受到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故本文分别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视角选取了制度环境和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以此考察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具体检验步骤为，在基准回归模型（1）㊣中系数α1 显著为正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与其同数字经济的交互项，即模型（2）。再进一步检验交互项系数φ3 的显著性，进而判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若φ3 显著为正，说明调节变量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两者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反之则说明调节变量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5。
表5第（2）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Dec×Ins✅）回归系数为0.8423，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结合表5第（1）列基准回归✅的结果可知，制度环境越好的区域，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H2 得证。该实证结果说明，制度环境较好的区域拥有高水平的市场体制、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能够为数字创新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降低数字技术的生产成本，推动数字产品在市场的流动，为旅游企业进行数字化韧性建设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基础。同时，旅游企业发展✅需求也能够被政府、行业充㊣分考㊣虑，旅游企业运用各类支持政策和标准进行数字升级时面临的㊣资源获取和调度难度相对较小，增强了旅游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力，进而提升旅游企㊣业韧性水平。
表5第（3）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Dec×Equ）回归系数为-0.4027，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数字经济提升韧性能力的效果越弱，H3得证。该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时，核心资源往往受到控股股东控制，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进程中限制了企业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从而抑制企业韧性提升。从风险角度来看，由于股权较为集中，决策权相应地会集中在少数控股股东手中，导致旅游企业投资决策和资源分布缺乏多样性，并且存在股东通过转移公司资产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一旦遭遇投资失误或重大冲击，企业将面临较大经济风险。因此，股权集中度越高，越会阻碍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不利于企业成长。
面对外部不确定冲击造成的长期压力，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有利态势提升规避风险和化解风险的动态能力已成为旅游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影响旅游企业㊣韧性的理论逻辑，并在其基础上分析了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关系的影响，为旅游㊣企业利用数字经济领域创新成果推进韧性建设提供参考和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旅游企业韧性水平，该结果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从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来看，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区域和股权集中度较低的旅游企业，数字经济对企业韧性的促进效果越强；3）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上升阶段和较低市场优势地位的旅游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数字化成果提升韧性水平。
其次，循序渐进地改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地方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熟悉旅业发展的优势，搭建具有数字创新技术、数字转型基础的共享平台，为旅游企业数字转型评估、设备改造、人才培训等环节提供可参考、可实践的经验建议。同时，旅游企业要采取合适的内部股权结构，使企业投资和战略决策兼顾股东利益和企业发展需要，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促进旅游企业长远发展。
最后，把握旅游企业自身特征，有针对性地展开数字化转型。对于已经通过数字化战略提升了韧性水平的旅游企业，应进一㊣步开展线上、线下一体的专业化旅游服务，形成“前馈-过程-反馈”的全链条数据踪迹，在数据的反复迭代中不断改进、调整旅游产品，强化旅游生产的市场适应能力。而对于尚未运用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有效提升韧性水平的旅游企业，应首要克服其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和难点。针对正处衰退期的旅游企业，地方政府应帮助其解决资金、技术人员投入等方面的困境，引导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加速其数字转型进程。而对于市场优势地位较高的旅游企业，政府应针对其数字化意愿不足的问题，通过建立重点示范项目、税收减免等政策激发旅游企业数字化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助力数字经济推动旅游企业韧性的提升。
相较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旅游企业自身如何通过内部资源的动态调整提升在危机时期的生存能力[8,63]，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3点。1）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和环境红利，从成长性和稳定性的双重能力视角探讨了数字经济影响旅游企业韧性的理论逻辑，是对目前危机情景下旅游企业韧性建设的补充与拓展。2）在前人关于数字经济影响企业韧性的研究基础上[6,40]，进一步分析了旅游企业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关系的影响，考察了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对㊣数字经济效能发挥的影响。3）本文更加细致地针对旅游企业自身特征展开了异质性研究，分别从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和市场优势地位两个方面探究了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不同作用效果，为不同特性的旅游企业利用数字经济成果提升韧性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本文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旅游企业韧性研究，并在实践上有助于为我国旅游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由于企业韧性内涵丰富，旅游企业韧性测度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需进一步优化；二是影响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建设关系的内外因素不仅仅是本文研究的制度环境和股权集中度，仍需在后续进一步研究。
